分析显示，供应驱动因素对通胀的贡献比疫情前的平均水平高出2.5个百分点，而需求驱动因素则高出1.4个百分点。另外，Shapiro发现，供给和需求因素对核心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PCE)通胀加速的贡献则大致相等。

据了解，在今年3月份，美国PCE指数一度同比上涨6.6%，创下1982年以来最高水平。对此，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一直在争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巨大的增长，一部分人认为，臃肿的刺激法案促成了消费者需求的激增，而另一部分人则声称，供应链中断和劳动力短缺才是主要的推动因素。

“这些结果表明，在近期通胀上升的原因中，需求以外的因素约占三分之二，这凸显了经济面临的一些风险，”旧金山联储经济学家Adam Hale Shapiro在周二发布的一封信中写道，“由于供应冲击提高了物价并抑制了经济活动，供应相关因素的普遍存在增加了进入低增长和高通胀时期的风险。”

智通财经APP获悉，据旧金山联储的最新研究认为，美国通胀飙升约一半原因来自今年俄乌冲突加剧的供应紧张问题，三分之一则可归因于需求增长。

但从过去的事件发展可以看到，由于经济开始摆脱疫情影响，供应链中断首先成为了问题，而在储蓄增加的推动下，美国的消费一直保持强劲。今年早些时候爆发的俄乌冲突进一步推高了食品和能源成本，主要经济体的疫情封锁措施也加剧了供应链中断。

据介绍，Shapiro分析了30多年来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中的100多种商品和服务。根据历史模式，任何价格和数量同时高于或低于其预测值的类别都被标记为“需求驱动”;而两者朝相反方向变动的类别则被标记为“供应驱动”;任何一个值接近零的类别则被标记为不明确，这一类别被统计为加速通胀的其余部分原因。